第二十二回   整治河道

京杭大运河一般认为是隋炀帝开凿的。其实隋朝大运河只是利用了已有的渠道进了改建和修补，这一点正如秦始皇之于长城。所以，很多前人的功绩也就记在他俩身上，自然很多骂声也记在他俩身上了。

隋炀帝当初开凿运河的目的就是北上对付蒙古——“约架”，南下游山玩水——“约妹”。但是，自从运河开凿之后，隋炀帝统治下的每个行省都可以从水路到达。自此之后，每个封建王朝都不曾离开过依靠这个运河所建立起来的漕运制度。由于大运河涉及多个河道，比如黄河。黄河在过去又经常泛滥，改道，所以大运河并不是一个稳定、持续不断、统一的体系。它的治理也让历代统治者头疼。今天我们甚至能够通过运河的实际情况的大数据，看出当时王朝能否有效的统治各个地方，能否有效的把江南的物品运动到北方，甚至地方势力的暂时高涨和朝廷的暂时软弱，于是运河成为反映当时经济和政治的晴雨表。

大明王朝本来建都南京，但是朱棣上台之后，迁都北京。迁都北京的主要原因有两个：1.建都北方能够捍卫北疆，有效的号令全国。建都北方的王朝一般国祚比较长，建都南方的王朝一般国祚比较短。2.从他自身安全讲，北京是他起家的地方，更熟悉，更安全一些。所以，大明王朝就形成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南北两立。依托大运河的漕运就成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漕为国家命脉所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由于明王朝关闭了海运，漕河就成了京城和江南之间的唯一的交通运输线。粮食、蔬菜、水果、家禽、木料、瓷器，军需物品都经过漕河运送到北京，整个王朝期间依赖如此，从未中断。随着漕运的发展，漕河两侧兴起了不少工商业城镇。“帆樯如林，百货山积”，“官船、客船骈集，最称繁盛”。

漕河名为转输运道，实为咽喉。咽喉最为重要，但也是个神经集中且敏感的部位。漕河也是如此。在漕运制度上，存在着职权交错、政出多门的问题。既设有漕运总督，也设有河道总督。本意是一个管运输，一个管修河的。结果，漕离不开河，河也离不开漕，两个系统职权交错，人事纠葛，推诿扯皮，加剧内耗，弄得连首辅老张都出来劝架：“窃谓河、漕如左右手，当同心协力，以期共济。”所以这里漕河的内容，也分为两回，一回为整顿河道，一回为漕运治理，原因也在于此。

明代漕河南起钱塘江口的杭州，中经苏州，应天，扬州、淮安、徐州、兖州、东昌、河间、天津等，直达通州，全长三千余里。漕河连接的重要河流有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水系，水文情况十分复杂。漕河必须依靠黄河水的灌注，同时它也是黄河水宣泄的一条重要渠道。“欲戴皇冠，必受其重。”黄河虽然给漕河带来了充沛的水量，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水患。黄河的改道、洪峰、淤塞、泛滥、干涸、溃决等，无不严重影响着运河的能否正常通航。永乐、宣德年间，朝廷十分重视漕河治理，数十年间，漕河基本通畅。但正统以后，吏治腐败，负责河道、漕运的官员玩忽职守，河备久驰，何患日深，影响漕运，虽朝野震惊，漕运高官罚俸免职，但于漕河治理和运输终是无事无补。

居正执政时，黄淮害漕已经非常严重。老张深以为忧，下决心治理，并将治理漕河作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功业之一。当时，治理漕河的主张很多多，河槽尚书吴桂芳主张修复黄河故道，总河都御史傅希挚主张堵塞决口，束水归漕。潘季驯则认为“筑堤防溢、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以清刷黄”。张居正对潘季驯的治河方略颇为推崇。不过，说起张居正和潘季驯之间也有一段不打不相识的故事，也体现了张居正任人用人的独特魅力。

潘季驯，字时亮，号印川，今浙江湖州人。潘家兄弟四人，潘季驯是老四，一门四虎，纷纷中举入仕。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决口，他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总理河道，治理黄河。隆庆年间，张居正反对高拱开胶莱河，支持工部尚书朱衡开泇河，潘季驯反对张居正的意见。张居正想寻求潘季驯的支持，没想到老潘只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结果，隆庆五年十二月，被人弹劾工作失误，造成漕船倾覆，漕粮损失惨重，被罢了官职。当时就有很多人认为老潘丢官，就是得罪了张居正。老潘心中对此次被诬罢官也义愤难平，多年以后仍耿耿于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张居正虽然大力经营胶莱，严肃整饬纲纪，虽一时有效，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经过连续的挫折，特别是胶莱修河无效，大工难竣，促使了张居正在诸多治河主张之中进行比较，重新抉择。从万历四年起，逐渐的倾向于吴桂芳、潘季驯的引淮入河，以水攻沙，以水力清浚河口淤塞的方案。张居正还将河道与漕运两套机构合并，减少扯皮、牵制、内耗。万历六年，张居正任命潘季驯右都御史兼工部侍郎接替病逝的吴桂芳总理河槽。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人，一旦认准你了，把能给你的都给你的，而且还要加倍给你，对戚继光如此，对潘季驯也是如此。不但对潘季驯赋予全权之责，还命令户部、工部保证经费，不能克扣。同时，授予老潘有专疏奏劾不法官吏的权力，凡是老潘参劾的，老张都准奏，都办，都重办。只要把事办了，就是宠溺你。老潘也不负老张的期望，带着副手江一麟豁出命来干，结果王一麟还真把命豁出来了，因为辛劳过度卒于任上。老潘自己亲自上手，亲自监督，准备类似今天洛阳铲的“铁锥筒”，插入堤坝十几米深处，勾出深处的泥土，已检验大堤的用土和质量。从徐州到淮安五百的大坝，老潘一段一段检验，直到符合要求，才能放手。为了纪念潘季驯的功绩，在今天的湖州博物馆还有他的半身铜像，在湖州还有一座潘公桥。

万历八年，潘季驯因以治河有功，升为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后改为南京兵部尚书。张居正对潘季驯有知遇之恩，不但使他的才华得以施展，而且对其后任精心挑选，使他的事业得以延续。潘季驯对张居正也怀有感铭之情，“伏念季驯潦倒余生，谬蒙拔擢，感激图报，不自分量，欲收全河之功，以报殊常之遇”。一个当权首辅、一个人品耿直、执着事业的技术专家型官员，基于彻底整治漕运、建设水利的共同愿望，精诚合作，结下了相知相信的真挚情谊。当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抄家之时，潘季驯仗义执言，为居正家人鸣不平。因此，自己也被人弹劾为张居正的私党，被神宗黜落为民。二人的际遇不禁令人唏嘘不已。临漕凭吊，只有滔滔的运河水不停奔流，仿佛在为二人呜咽不止。

明代中期，漕运败坏当然存在着黄、淮两河冲击，堤坝崩决，运道淤涸，风浪太大等客观因素，但也存在着漕运体制机制不合理，纲纪松弛，陋规丛生的人为因素。张居正又是怎么来整顿漕运的呢？

且听下回  整顿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