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发表文章，认为儒艮已经在中国海域功能性灭绝。该结论基于中科院和伦敦动物学会的共同研究，研究团队梳理了儒艮在中国出现的最后时间点，确认中国境内最后一次儒艮目击记录为2008年，得到科学确认是活体儒艮的最后出现时间为2000年，而对儒艮历史分布范围内的社区居民（涵盖两广福建海南4省）进行的普遍走访显示，当地居民已经平均23年没有见过儒艮，中国境内儒艮的种群快速崩溃则始自1975年，结合其历史分布范围内的栖息地变化情况，研究团队认为中国海域的儒艮种群已经无法维持自我存续。

或许是儒艮已经远离国人的视线太久，亦或者是儒艮并非只有我国独有，这次的研究结果并未像近几年的白鱀豚、白鲟的功能性绝灭/绝灭一样引起民众的汹涌讨论，甚至一些朋友基于此认为，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过分关注岂不是迎合了“西方白左”、“不怀好意的NGO”的下怀？

但在我看来，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才更应该被我们关注。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环境，我们不会、更不应不在意这里的环境变化。只不过由于种种因素，这些灭绝故事还是因为许多遗憾酿成了——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对一种生物生存形势的误判、保护措施的姗姗来迟——诚然，对这些遗憾的讨论不应脱离它的历史背景，追溯本身也不能对既成事实带来丝毫影响，但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守护的这片蓝色疆土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以后应当怎么做，才能让同样的故事不再发生。

儒艮和国人的交集颇为久远，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儒艮的形象一直被神秘色彩笼罩，从《山海经》到《述异志》，儒艮被描述为南海特有的鲛人，它的泪水可化作珍珠，油脂能持久不灭。栖身温暖海域的儒艮远离中原文化核心区域的视野，产生这样的曲解并不奇怪，但吊诡的是，华南沿海和东南亚许多儒艮历史栖息地，将儒艮拟人神话、尤其是把它们视作海中女子的传统也很普遍，这或许和它们在水中抱仔哺乳的动作直接相关，也为美人鱼传说提供了不少原型素材。

当一种生物被冠以神秘色彩，很可能将其导向两个处境——或被认为是拥有某些特殊效能而被广泛利用，或被当做吉祥（或不详）之物而受到保护（或避讳），在儒艮身上，这两种故事都得以体现，在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等地的沿海地区，人们捕杀儒艮，期望它的肉发挥“壮阳”作用，幸运的是，中国的儒艮似乎是后者的主角，在两广和海南地区的渔民眼里，渔网里误捕到儒艮都是不详的征兆，建国之前有目的的捕杀儒艮更是少之又少。

马来西亚的早期壁画中出现的儒艮图形（最上方的黑色图形），显示出当地古代居民对儒艮的认识

不过，朴素的价值观并没有延续至今。新中国建立后提倡破除封建迷信，这一运动在绝大多数场景下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却也逐渐让儒艮出现了渔民的捕捞名单里——1955年，中科院动物所寿振黄研究员根据一具儒艮尸体做出了国内第一则儒艮科学记录，而这头儒艮正是北海市的海鲜市场上出现的。更成规模的捕杀自3年之后开启，从1958到1962年，为了解决食物补给问题，广西合浦县沙田公社组织了针对性儒艮围捕作业，累计捕捞儒艮216头。沙田人口并不多，许多居民都得以一饱儒艮肉的口福，今天的沙田老人中，还有许多能回味起它介于猪肉和牛肉之间的独特滋味。

今天的澳大利亚托雷斯海峡沿岸原住民依旧拥有合法捕猎儒艮的少量配额，我国的儒艮捕捞次数不多，绝对数量也并非很大，但由于原本的栖息种群就比较小，所以带来的影响可能比澳大利亚的原住民要大一些

和急速转变的渔民观念不同的，则是科学界对儒艮认识和保护的认知不足。在1955年对儒艮进行简单描述之后，寿振黄研究员已经隐约嗅到了一丝异常——从当地渔民口中得知，当地儒艮的出现频次已经远不如几十年前那么频繁，虽然对儒艮的捕捞刚刚起步，这种神秘生物的种群规模却似乎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基于这个判断，寿振黄研究员当即呼吁应通过设立禁捕区的方式对儒艮加以保护。

遗憾的是，寿振黄的呼吁直到31年后才得到响应，或许也正是在这31年里，我们错过了对儒艮保护的最佳时机。

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是否应该保护儒艮、如何保护儒艮还都是个伪命题，我们既没有对国内海域儒艮的全面摸底调查数据，对这种生物生命周期的诸多细节也缺乏认识，1976年，由复旦大学牵头的科研小组来到沙田，试图捕获一部分儒艮加以研究，但围捕过程和渔民捕猎儒艮的方式并无二异，一些儒艮在捕捞过程中就已经殒命，最终捕获的26头儒艮中只有3头存活，其余23头的尸体照例切割出售给了周边的村民。3头存活的儒艮最终死在了当地的蓄水池中，后续安排的研究也大多没能完成。

实际上，即便是在今天，儒艮的人工圈养、繁育还是个世界性难题，全球范围内被长期圈养的儒艮依旧是个位数，活到今天的只有日本、印尼和澳大利亚的3头，上图为悉尼水族馆圈养的雄性儒艮。以当年我国研究院所和动物园的饲养能力，圈养儒艮并开展长期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

1984年2月，沙田地区的土炮炸鱼意外炸死了两头儒艮，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很快引发热议，儒艮保护终于成为全民讨论的热点，2年之后，以沙田镇周边海域为核心的省级儒艮保护区建立，1989年，儒艮被列入一级保护动物，1992年，保护区又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的儒艮保护工作启动了。

在合浦设立儒艮保护区当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所有的海洋哺乳动物中，儒艮是唯一一种严格的植食主义者，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儒艮最重要的食材当属海底沙洲生长的羽叶二药藻（Halodule pinifolia）和日本鳗草（Zostera japonica），而成年儒艮进食量巨大，一头儒艮每天啃食的海草面积几乎和一个标准足球场相当，想要维持大量儒艮长期生活，连片的海草床至关重要。合浦周边水质清澈稳定，保护区设立初期的海草床面积至少有数千公顷，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国内沿海已经十足优越。

澳大利亚近海正在啃食海草床的儒艮

但遗憾的是，保护区级别一升再升，面积一扩再扩，儒艮的踪迹却愈发难以见到。我国海洋哺乳动物研究泰斗王丕烈曾忧心忡忡的提到，北部湾的儒艮已经是一个“急剧减少”的状态，而在保护区运行初期的调研报告里，也完全没有发现儒艮的任何活动踪迹。

2000年，南京师范大学在合浦保护区组织了3次连续考察，虽然也没发现儒艮的痕迹，但也为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和居民回忆的“海草连片”、“（海草）能把人拱起来”不同，此时的合浦海草床早已严重退化，而在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持续不断的拖网渔船、污水排放依旧随处可见。

这其实正是合浦保护区所面临的的尴尬。从1986年设立省级保护区开始，合浦保护区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并没有相应的管理机构，1998年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设立后，局促的人手既无法有效管控保护区的所有区域，也时常在和当地部门“要发展还是要保护”的角力中处处被动：

2010年，保护区内还有254公顷海草床，但次年沙田港开工建设，施工抽沙影响了海水透明度，海草床面积迅速萎缩到13公顷。此后多年，当地居民在保护区内进行海水养殖、在滩涂使用高压水枪冲刷泥沙寻找方格星虫（沙虫），2014年，港口疏浚工程更是直接在核心区开展，当年海草床面积达到历史最低的0.5公顷，而在环境巨变中，曾经占据优势地位的羽叶二药藻（Halodule pinifolia）和日本鳗草（Zostera japonica）彻底消逝不见，合浦，连一头儒艮也无法供养了。

PS：运营沙田港、在保护区盗采海砂、跨线疏浚航道的的奇珠集团管理层已因涉黑非法经营于2020年归案

沙田当地采掘的沙虫并非土笋冻的制作原料，而是一般用来晾干后煲汤，其干制品价格高昂，上等可达千元一斤

作为和红树林、珊瑚礁齐名的海洋三大生态系统，海草床的生态作用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而它本身却又极其脆弱，一场异常的风暴潮导致的海水浑浊、一场陆地异常降水带来的近海盐度异常，都可能导致海草床的严重退化，更何况，海草床还在承受着人为活动带来的海水污染和直接侵占的压力。

从我国渤海到南海，曾经繁盛的海草床大多已经消逝不见，这也直接影响着许多极度依赖海草床的生物的生存状况，在山东威海荣成市，海草床的退化一度让大天鹅放弃了这个至关重要的越冬场所（和儒艮一样，海草是大天鹅越冬期的绝对主力食物，在海草床消退后，部分天鹅不得不以当地的麦苗果腹，最低谷时，荣成的越冬天鹅仅剩十几只），在青岛胶州湾，海草床的消退不仅让当地引以为傲的特殊民居“海草房”（同样的海草房在威海、烟台也能见到）难以为继，更直接影响到鱼类的繁育规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严格素食的儒艮的消退，本就不是个意外的结局。这样的故事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并不罕见，越南、我国香港海域、台湾垦丁的海草床消逝，也直接断绝了当地儒艮生存的根基。

日本鳗草海草床

在去年的媒体采访中，合浦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坦言，尽管保护区的中华鲎、白海豚保护工作成效喜人，但他们始终对“没有儒艮的儒艮保护区”的声名难以释怀。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的合浦也并没有因“已成定局”而悲戚，中国的海草床恢复工作正在这里、也正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展开。由中国海洋大学牵头的山东荣成的海草床修复工作已经恢复了近400公顷的日本鳗草床，今天的荣成天鹅湖又重现往日繁盛的景象，与之相比，作为中国曾经最大的海草床分布地，合浦的道路或许要走的更久、更艰难一些，但只要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让儒艮回家，或许也并不只是一份空念。

山东荣成的海草床修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