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再不降低水温，野生中华鲟真的会灭绝？（如何评价再不努力的人呢）
我认为这是媒体报道时曲解了专家的意见。
中华鲟不是第四纪冰川创造的新鲜物种，形态上跟它非常相似的祖先已经有1.4亿年的历史，经历过比现在更热的多个年代，野生中华鲟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温么。即使是，这水温是怎么升上去的呢。
按历史记录，人们看到过中华鲟出现在长江及长江口、黄河及黄河口、钱塘江、珠江、青塘河、大连沿岸海域、旅顺沿岸海域、辽东湾、辽河、鸭绿江、朝鲜半岛西南部海域、日本九州西侧海域等处。你可以将中华鲟往北方的河流里放归试试。
长江秋季水温升高的部分原因是修筑大坝（水库的滞温效应），但大坝最直接的影响是截流。中华鲟的历史产卵场位于葛洲坝上游，在1981年1月4日葛洲坝截流后，人们曾观察到中华鲟在坝前聚集、无法到达上游的19到22个产卵场（不同学者对产卵场的划分有差异），一些个体在大坝上反复撞击，以至于撞死。这聚集还引起1981年、1982年人们对中华鲟过度捕捞，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批评，导致1983年中华鲟禁捕政策的出台。
多年来，多项研究认为葛洲坝的存在本身是中华鲟物种延续的最大威胁：葛洲坝使中华鲟的迁徙距离减少了1175千米，使其在洄游过程中受到的流水刺激减少，似乎直接关系到其性腺发育延迟了37天、部分个体性腺退化。
三峡大坝、溪洛渡大坝的建成可能更进一步加剧了中华鲟种群的萎缩，但其影响的不止是水温。要谈水温的话，葛洲坝的滞温效应在不同季节约有0.3到1摄氏度，三峡大坝的滞温效应在不同季节约有1.7到3.5摄氏度，比全球变暖在这一区域造成的影响确实要厉害多了（1956年到2006年五十年间，每年秋季长江平均水温上升约0.03摄氏度）。
1981年秋天，人们意外发现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长约30千米的河道范围内产卵，形成了1到2处新的产卵场（不同学者对产卵场的划分有差异）[1]。但是，2013年，人们在这片已知范围内唯一的中华鲟产卵场所在地检测不到中华鲟鱼卵，2014年的调查研究没有发现2013年产生的野生中华鲟幼鱼，当年的研究将这次产卵中断主要归因于水体污染。2015、17、18、19年也没有检测到野生中华鲟产卵。
1982年，我国水产部门的一些专家预测了中华鲟、白鲟、铜鱼、鳗鲡在长江的野生种群会因葛洲坝影响而濒危，后来全部“不幸言中”。此外，如果相关学者主要关注水温，他们的降温方案是什么呢。是在那30千米的范围内设置一群大功率制冷设备，还是用葛洲坝进行核试验呢。
题目链接的报道内容是“提到了要采取生态调度措施减轻水坝对中华鲟的影响问题。我们建议对包括三峡大坝和溪洛渡大坝在内的长江梯级水库进行联合生态运行，作为一个可行的补救措施来控制水温”，其实讲的是调节水库滞温效应的问题，还是过去几十年反复提过的大坝的事。这不是“降低水温”，而是“调整水温变化的时间规律，让秋季的水温下降（会相应升高夏季或冬季的水温）”就我看过的相关论文而言，支持设置鱼道或苏联式升鱼机来恢复中华鲟洄游距离的比支持直接降温的要多得多。二者当然可以同时使用，但注意这在放归量特大时才能期待少许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