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高度不确定性和时间紧迫性的条件约束下做出有效决策，从而减缓威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促进危机状况向好的方面发展和演化。

韩自强 （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月8日的央视新闻1+1节目，专门介绍重疫区湖北的轻疫区潜江，目前潜江的病例还只是74个，除神农架林区外，湖北省各省辖行政区市中，潜江病例最少。这与潜江的经济地位，与武汉的城市联系而言，这个数字可谓非常少。连线采访中潜江市委书记吴祖云讲出了原因所在，早在1月17日便把潜江市症状未明的病毒性肺炎患者三十多名全部集中隔离处理，这是当时全湖北除武汉外最早的隔离病房，同时医院开始做相应的准备，尽可能减少群众性大型活动安排。可以说潜江是一个应对危机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案例，可以说是目前湖北最值得挖掘的危机管理案例。

危机，在中国传统智慧中包含了辩证的两个方面，既有对现实状况的威胁，也有改变和面向未来演化的可能。产生危机的主体是相对的，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一个团体，甚至是一个政Q和国家。现代公共危机研究者普遍认为，公共危机是对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价值规范产生的威胁。危机管理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高度不确定性和时间紧迫性的条件约束下做出有效决策，从而减缓威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促进危机状况向好的方面发展和演化。

危机管理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是对公共管理者，特别是公共部门领导的高度挑战。现代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者把危机管理流程划分了7个阶段，包括（1）早发现；（2）凭直觉预决策；（3）综合决策；（4）危机应对协作；（5）意义建构；（6）奖惩与问责；（7）危机学习。

其中，早发现是指的公共部门的危机管理者，特别是领导应当具有敏锐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能够居安思危，能够敏锐捕捉到哪些客观存在的风险会演化成为危机。这里面既包括风险识别，风险意识，也包括监测预警。这一点正是潜江的案例最值得我们注意到的。

第二步预决策是当领导发现了某种可能成为危机的苗头之后，能够根据自己的本能，自己的敬畏意识，过去的学习，自身的工作经验等对如何防范情况进一步发展做出初步的判断。这一阶段虽然有跟着感觉走的情况，但是只是危机管理的初步决断过程。所以，潜江市领导的反应可能是懵懂的，也是跟着感觉走的，但是走出这一步很重要。

其实综合决策就是领导或者领导团队根据各类掌握的信息，危机实际演化动态情况，手头和潜在的资源和能力，甚至相关专家意见，进行综合研判和决策的过程。

决策之后，就是进入关键的应对阶段。需要协调各个利益相关主体，各类资源进行有效的应对，减轻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促进危机向积极方面演化。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信息、资源和决策过程的协作和多元主体的参与。危机之所以成为危机，是因为现行的社会运行出现了一些问题，多是涉及多个部门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也必然要求多元主体的通力协作。我们还没有了解到潜江市更多的信息，但是湖北省随后就发出了全省应急响应，潜江前期的准备肯定能更好的开始多元主体协作。

当然，危机之所以发生，虽然是有外在的冲击，但是也表明了被冲击的系统的脆弱。危机应对中，各方会有不同的反应和工作表现。因此，在普遍的公众监督之下，常常会对危机出现的原因和危机应对过程中各方的绩效表现进行排排坐分果果，“赏善罚恶”。

最后一步就是危机学习。无论是对于一个个人，还是一个组织或者说一个社会来说，从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从危机中学习成长，“吃一堑长一智”是必须的，也是个人进步、组织提升和社会发展的必要。但是也需注意，在危机学习的上一步是奖惩和问责。现实中常有的情况是，过于严格的问责常常会阻碍危机学习。因为过于严格的问责，常常导致相关人员不愿意真正的揭示危机发生的原因，不愿意展现出客观存在的风险如何一步一步演化成危机的细节过程，以免殃及自身，甚至会可以毁灭和掩盖事实。因此，真正的危机学习，真正的能够“吃一堑长一智”也是比较难。

2003年SARS之后，清华大学的薛澜教授和张强曾撰文《SARS事件与中国危机管理体系建设》，强调现代危机管理体系中需要居安思危、信息公开、群防群治和依法行政。事经多年，在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中，这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似乎仍然有待加强。如果用上文提到的现代危机管理全流程框架去审视各地的危机应对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诸多差异。这些差异不但是危机领导力的差异，也反映了各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差异，值得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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