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地区即今江西抚州市，明朝为建昌府和抚州府所在区域。晚明是思想、政治、经济发生大变革的特殊时代，在阳明心学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市民阶层兴起，商贸发展，处于水陆要道上的临川在唐宋儒学传统的基础上，文学特别是戏曲艺术成就显著，可以说江西临川是除苏州、南京、杭州、绍兴之外,晚明又一重要的戏曲中心。

明中后期，文人自我意识觉醒，他们积极参与戏曲创作，特别是传奇创作。这一时期，以汤显祖为中心，在其周围形成一个同乡曲家群落，包括谢廷谅、傅占衡、郑之文等曲家，他们在剧坛展露风采。汤显祖创作“临川四梦”，并由宜伶演出，使得“四梦”与宜伶声震海内。与汤显祖交往密切的谢廷谅、谢廷讚、徐奋鹏、曾如海、郑之文等人不仅文采出众，在戏曲创作方面亦出色。

一、晚明临川演剧活动研究

（一）晚明临川戏曲演出类型

节日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起到了调节生活、休息消闲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多重社会功能，“它既是商品贸易的机会，又是文化娱乐的竞赛，也是探亲访友的社交。节日‘观戏场’是节日民俗的重要内容”丰富多彩的节日民俗活动不仅为广大百姓提供了难得的精神慰藉和享受，还为戏剧艺术拓展了巨大的存活空间。

声腔剧种的传播、剧本剧目的普及、演出艺术的交流、戏剧文化生命力的延续等都与节日民俗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演出形式充分展现了戏剧作为一种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艺术的本质属性。

明代中后期，江西各地联宗建祠之风颇盛，家族组织承担维系家族活动和血缘关系的重要任务，祠堂成为宗族活动的活动中心，是乡村活动的中心，自然也成为举办各类活动的场所。“进入明代以后，宗族对地缘集团祭祀戏剧起的作用增大，尤其到了明末清初，宗族开始放弃对地缘戏剧维系政策，只致力于在本族内进行冠婚葬祭戏剧”。一些大家族在兴建祠堂的同时也在进门处修建戏台，与享堂相对，如南丰县藕塘村唐氏宗祠戏台，建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与祠堂同时修建。

在祭祖日，除了祭祖、开会等常规性活动外，还会组织戏班唱戏，以加强宗族认同感。每年农历正月初一，黎川县人须至祖庙祭拜，金溪“元宵悬灯祠堂，好事者扮人物故事杂以纸灯，遍行乡里间，至月尽方罢”，崇仁清明时节和冬至都要到祖庙行祀礼，且“燕饮颁胙，城市乡里中皆尚演戏”

每年的秋季赛社，人们乘机集贸、观戏甚至赌博，以致官府明令禁止集会赌博。临川上顿渡灵神会“因五方赌博之徒结队而至，有开宝者，有呼幺喝六者，有称为凭天倒者，有称为红绿筹者，俱抽头唱戏，名曰赌戏”，不仅上顿渡神会，临川真君殿、陀山神，金溪王元墟地方王元庙，东乡詹家塘地方张王庙赌戏之风盛行，赌博与演戏同时进行，昼夜不休。

（二）晚明临川戏曲演员

明代的戏曲，包括杂剧和传奇，特别是昆剧，主要是通过私人置办家乐戏班和民间职业戏班演出。明代职业戏班是宋元家庭戏班的继承与发展，较早记载明代职业戏班演出活动的是都穆《都公谈纂》。

家乐是指“由私人蓄养得以满足家庭娱乐为主旨的家庭戏乐组织以及这种特殊的戏乐组织从事的一切文化娱乐活动”。成化、弘治年间，在海盐、余姚、黄岩、永嘉等地，已有专业演员“戏文子弟”，他们“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

明中叶后，商业贸易频繁，社会财富向豪强、缙绅士夫等少数人集中。与此同时，政治环境宽松，个性思想解放，社会风气开放，娱乐之风渐起，这种环境下，职业戏班大量涌现，戏班职业化、商业化特征日益凸显，呈现出完全迥异于明中叶前的社会风貌。

明朝中后期，临川地区流行着各路声腔，弋阳腔、青阳腔、海盐腔、昆山腔和枞阳腔（石牌腔）均有成规模的演出人员。晚明，由于人口迁徙、文人交游、商品贸易交流的发展，戏曲发展出现发展高潮期，特别是戏曲声腔的多样化。这一时期临川地区流行的戏曲声腔众多，有青阳腔、海盐腔、弋阳腔等。

二、晚明临川戏曲演出场所

厅堂是戏曲演出较特别的演出场所，在戏台产生以前及戏台出现以后，这种表演场所及演出方式从未间断。宋代，吹笛、合生、歌舞等艺术形式在厅堂上演，属于私人宴会演出，演出形式简易随便，处置灵活，没有特殊的布置。

在汤显祖诗文集里，常可见临川城内与汤交好的官宦人家在自家厅堂的歌舞演出活动以酬客宴宾。汤显祖晚年弃官归里后，在沙井巷建玉茗堂，修建历时近十年。此时的厅堂演出更规范，一般设三面筵席，中间铺一块红氍毹，为表演区域。谢廷讚带着昆腔班作客抚州时，曾在周青莱家演出，“小旃檀阁醉诸天，坐近氍毹不许眠”。民间演出百戏杂技歌舞，一般设在人口相对密集处的一块空地，较为流动。

临川城内的香楠峰、南城建昌城东门外常有路歧伶人作场。另外迎神赛会时的聚集地，如胡道士的“舞砑鼓”的场所。这种表演场所适用于任何形式的歌舞百戏表演，也没有舞台或者观剧设施，人们可从四面围观，形式简单、灵活。民间戏场发展到后期，出现了风雨台，建在村头或街头空旷场地供全村杂姓观众观剧的戏台，分为固定和不固定的两种。不固定的叫草台，属于临时搭建，随卸随装的临时性舞台。明正德年间，建昌府就有用棚箬结棚，通街灯市人们通宵游观的习俗。

宋元时期在城镇里商业性演艺场所为瓦舍，瓦舍里设置的演出场所称为勾栏。晚明临川仍可见勾栏的足迹，城内“朵城太平桥”和倒城是类似于勾栏的场所，直至夜半三更，仍然箫鼓不断。《牡丹亭》第五十二出“索元”中也提到了在瓦市生活的王大姐，城市戏曲演出的繁荣。正德前，南城设置弦歌街，为教坊所在地，建昌城内多处设“茶楼”“酒栏”。“郭外自东而南皆属教坊，飞阁临江，栉比鳞次，红楼曲槛，靓妆弦服。管弦丝竹之声，昼夜不绝；伎人乐工习演，了无虚日，秦淮箫鼓殆不如也”，由此可见南城教坊之盛。

随着戏曲活动的繁荣与发展，加上本地弋阳腔、青阳腔的流行，临川主要演出活动是在农村，其演出场所的基本形式是庙宇台和祠堂台。临川地区多山，地势险要，历来信鬼好巫。明初，在官方的允许下，建庙立祠之风便愈演愈烈，加上晚明临川各种声腔剧种层见叠出，声腔剧种的多变表明戏曲活动的活跃，戏曲的发展必然推动戏台的建设。

当戏曲演出日益盛行，处于宗族祭祀和宗族成员观戏的需要，祠堂成为神庙外戏台又一重要驻扎地。在祠堂内修建戏台一般是当时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姓望族，大部分祠堂是搭建临时戏台。祠堂台一般建于祠堂进门处，从门口到寝室一般要穿过戏台底部，用门厅与戏台连为一体。

三、晚明临川戏曲刊刻研究

（一）晚明临川戏曲刊刻基本情况

从万历开始，传奇这一戏曲形式在创作和表演体制方面都趋于稳定和多样性，这促进了戏曲文本的传播，增加了民众对戏曲选本的需求，杂剧选本和传奇选本是戏曲选本成熟期的主体内容。戏曲选本，是指戏曲选家根据一定的意图、依据一定的编选原则和编选体例，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戏曲作品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单剧、单出或单曲汇聚而成的作品集。

民间戏曲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限于时代累积型的艺人集体创作，明代中晚期，出现了一批临川籍有姓氏可寻的民间刊刻家。如翁少麓，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翁少麓刻印的书籍有《卜筮全书》《故乡岑草堂诗余四集》《汉魏诸名家集》《食物草本》等多种，刊梓年代在万历、崇祯年间。其中《食物本草》扉页题“南城翁少麓梓行”，扉页蓝印，内钤“南昌发兑”、“霏玉楼校正无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黄文华、徐文昭两人，他们积极参与书坊戏曲选本的刻印，留下了《风月锦囊》《词林一枝》《玉树英》《八能奏锦》，为考察晚明戏曲演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戏曲选本地选编人员一般由书坊主或由书坊聘请专业人员担任，他们选编的目的是营利，这些职业人员对城市文化生活的习尚相当熟悉，是频繁出入歌场、与艺人亲密接触的里手行家。书坊主要通过编辑选购、组织创作或翻印其他抄本等途径获得稿源。戏曲发展至晚明时期，戏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娱乐的重要方式，民众在熟悉戏曲演出的同时，精彩单出戏曲选本更满足人们的需求。编选者在选编时，会选择舞台经典曲目，《西厢记》《荆钗记》《琵琶记》《金印记》收录率较高，并且类似的才子佳人题材、家庭伦理题材、人物及故事情节深受人们欢迎。

（二）晚明临川戏曲选本的基本特征

选本的主要目的在于商业用途，因此选本的成书不仅受到作者和选家的影响，更多的是考虑读者和观众的审美趣味。刻板是否精良、印刷是否上层、插图是否精美、纸张是否优质、装帧是否完善是决定选本质量高低的重要方面。万历时期，戏曲散出选本发展呈现出繁荣的局面，选本的题材、内容、版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这不仅表现了当时戏曲创作的繁荣，戏曲体制声腔的改革和戏曲理论的发展也是戏曲选本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戏曲选本的大量出现，对反映明中后期选家、读者和观众的接受和喜爱，以及晚明甚至明代戏曲风潮具有重要的意义。

戏曲表演的生命力在演出，只有在舞台反复敷衍的剧目才能保存下来。都市演出和乡村娱神赛会是古代戏曲表演的主要形式，故选本多选演出本，如《大明天下春》《乐府万象新》《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等，此类选本贴近民间演出实况，较多保留了表演的真实面貌。

结语：

晚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刺激各个阶层的消费需求。发达的水陆交通促进临川南北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包括戏曲声腔的流变。佛儒道综合影响下的临川宗教祭祀之风兴盛，民间歌舞娱乐表演中的戏剧因素不断增加，鼓子词、话本小说的积累为临川民间戏曲成熟奠定基础。宗族的发展，在乡间建立起聚落共同体，迎神赛社、节日民俗演出、祠堂演出成为临川戏曲主要演出方式。

晚明临川剧坛呈现出一点多面的特征，汤显祖在临川戏曲文化展史上，不仅以其交游、戏曲创作影响了同时代的曲家，也以超群的艺术成就推动清代临川甚至中国戏曲的发展。一批江西籍文人选辑小说、戏曲选本为研究明代民间俗文学提供直接参考。多剧种声腔在临川本土文化的膨胀与交融中，催生出宜黄戏、孟戏、采茶戏等地方剧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