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的良师益友何竞曾发表一篇大作———《五十年代在一中》，可谓情真意切，文采飞扬。他比我大好几岁，当我跨进一中校门时，他早已跨进大学校门。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当我虔诚地拜读此文，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当年，恰同学少年的那些往事，又倏忽浮现在我的眼前。

上世纪的一九六二年，我们这群懵懂少年通过考试录取，来到位于市中心的一中就读。依稀记得，我们班是初中104班，整个初中年级有四个班。由于我家住扫把沟，成了一名住校生。打这以后，那座当年壮观的两层教室楼，那片宽阔整洁的大操场，那两旁树木葱茏几十级的台阶路，那每天饭菜飘香的食堂，都成了自己眼中靓丽的风景线。

而至今记忆深刻的老师有很多，记得教物理的周昂辅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是枞阳人，有着体贴入微的爱心，每位同学的家庭情况，他都了如指掌，一位同学是烈士家庭，每学期都有8元钱的甲等助学金；早自习晚自习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那位教数学的个头不高的徐江涛老师，不是家长胜似家长，他是生活指导，我们住校生的早起和晚睡的作息时间都归他管，他对我们表面上很凶，内心却是满满的爱。有一次，骄阳似火的夏日中午，我们几个爱玩水的同学翻过大山，来到那片浩瀚的湖泊去学游泳，他得知后，顶着烈日跑了好几里路，满头大汗地把我们找到，把我们狠狠熊了一顿，批评道，“你们胆子够大的，敢跑到这里来玩水，这里是你们学游泳的地方吗？要出人命的！”我们一个个站在那里，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耷拉着脑袋，不敢说话，乖乖地跟着他回学校去了，打这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出去游泳了。教语文的张世谧老师，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因为他平时都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那时他刚从大学毕业，气度轩昂。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心情沉重地向我们解释到：“当时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也是有寓意的，我出生1937年，那年日寇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民不聊生，四处逃难；亿万同胞渴望和平，世人都希望安静，所以起名世谧。”张世谧老师文采四溢，平易近人。有一次，他心情愉悦，就像兄长般地和我们聊起自己当年报考电影学院的故事，后来记不清是在大学还是在市话剧团，曾出演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指导员。教俄语的女老师朱莉莉，应该也是大学刚毕业，当年风姿卓越。那时自己数理成绩不好，对俄语倒是蛮感兴趣，担任课代表，和朱老师更熟悉一些。教地理的王凤智老师，个头不高，有点谢顶，尽管地理是门比较枯燥的课程，但是他每次讲课时，特别有激情，神采飞扬，思维缜密，课堂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都为他的渊博知识所折服。教植物的张启善老师，有着浓郁的乡音，他上课时风趣幽默，妙语连珠，粉笔字漂亮；当他讲课时看到某个同学在偷看小说，思想不集中，便把这个同学的名字带进讲课内容，让他赶紧纠正，同学们笑而不语。当年的校长是老革命出生的章希平，副校长是做学问出生的张字民。

此外，当年老师们的趣闻轶事也是不少，记得教语文的李庭坚老师，注重仪表，二胡拉的好，时常在单身老师宿舍门前坐在一把椅子上，悠然自得地拉着二胡；教物理的曹抱平老师，高个头，爱唱歌，每年元旦学校在大礼堂举行迎新年文艺演出时，他总是款款深情地来一首《赞歌》，引来台下热烈掌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几年在全校还流传着两段佳话，一段是教高年级俄语的一对夫妇，男老师姓程，女老师姓蒋，妥妥的男才女貌，他们有一双儿女，都起了当时苏联儿童的名字，儿子叫尤拉，女儿叫丽拉，时常看到他们全家出行，给人带来欣喜。还有一段，就是教体育的男老师谢道海和教音乐的张健老师，好像都是芜湖人，一个玉树临风，游泳健将；一个天生丽质，歌声甜美，幸福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而且是在谢道海老师参军入伍的前夕举办婚礼的，成为当时轰动全校的一件大喜事。

当年因为自己爱好踢足球，是校足球队的成员，所以对体育老师陈大熊、教练林金禄老师等也是偏爱有加。林老师是上海人，教数学的，足球踢的好，天气好时，基本每天早晨6点，我们都要赶到操场训练。陈大熊老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体教研组长，人到中年，好像是湖南人，皮肤黑，身材瘦，教学认真，不苟言笑。至今我还记得，冬天他总爱穿着那件蓝色的便装棉袄，很是朴素。陈大熊老师和其他几位有家属老师的家，就是大操场最南边的那栋平房，门前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条件简略。

说起我们班的同学，共有38人，女同学10人。其中不少来自横港、白鹤、扫把沟和炼厂，市区个别的也是解放东村的，住校生一共20人。

当时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物质条件匮乏，粮食紧张，我们每月伙食费是8元。记得每天到大礼堂吃饭时，因为我们有20人，8个人分一桶，我们班的桌子上总是放着两整桶和一个大半桶的饭，还有一大脸盆的菜。不少人比较青睐那个大半桶的，因为可能要多分一点，吃的饱一点。我们一般都是把饭菜打好后，带到自己宿舍去吃，因为食堂菜素的多，荤的少，各人都有从家里带来的菜作为补充。而我每逢周六回家，尽管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母亲总是想尽办法给我准备点咸鱼腊肉，用罐头瓶装好，等到周日下午返校时带到学校；不仅我是这样，其他同学也是这样，这也是舐犊情深吧！那时，我们每逢周六下午结伴回家，基本都是沿着原来小钢联那条马路走回家，先到炼厂，再到扫把沟，最后是横港；那时没有公交车，只有小火车，票价一角，我们不舍得，只有到了冬天或下雨天，我们才坐它。

尽管当年我们潜心求学，无比炽爱的一中各种设施较为简陋，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当年我们的这些敬爱的老师们，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尽心竭力，追求一流的教学质量；学生们也是刻苦用功，孜孜不倦，攻苦食淡，不断攀登升学高峰，这或许与今天市一中“笃学敏行、厚德育人”的校训是一脉相承的。记得每逢春季到来，教学楼西边窗外的黄土高坡上，桃花盛开，争妍斗艳，晨曦之时，高年级的同学们总是捧着书本在那里背课文，背单词；夜晚，当就寝铃声响过之后，好多同学是依依不舍，还想再看一会书。春去秋来，年复一年，那一中校园内，书声琅琅，生机勃发，清香四溢。

当年，正是一中校园这片沃土，让我们这个班的全体同学完成了学业，奔赴新的征程。数年以后，分别在机关、大中小学、工厂、企业等岗位上奉献青春年华，谱写绚丽篇章。值得一提的是，章必功，这位退休前的深圳大学校长，也曾和我们一起，风华正茂，度过人生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作者：杨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