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在书案前的竹简中，看到了两篇极为特殊的文章，文中内容惊世骇俗，又言辞犀利，他越看越觉得冷汗直流，此后嬴政不仅发出若见其作者，自己便死而无憾的感慨，而且还将文章中的理论，作为了自己一统天下的指导思想，这篇文章就是——韩非子五蠹（dù）。

韩非子五蠹

五蠹，出自于《韩非子》第49篇，是战国末期法家的政论文，这篇文章，不只为秦政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揭露了封建王朝的核心，以及王权社会的本质；谭嗣同曾感叹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意思就是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王朝，遵循的都是秦朝体制，学习的都是荀子思想，上面站着伪善的强盗，下面跪着愚昧的民众，而恰好，秦政是法家思想，韩非又是法家巨匠，荀学是荀子的学说，而韩非又是荀况的弟子，可谓是真正的集大成者；所谓五蠹，指的就是儒者、纵横家、游侠、患御者，以及不法商贩这五类人群，蠹也就是蛀虫的意思，那这篇文章究竟说了什么呢？到底有没有那么惊世骇俗呢？我们大体来解读一下……

在上古时期，人少兽多，百姓总要遭到野兽的侵害，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圣人，教人们在树上搭棚，于是百姓就拥戴他，推举其成为了天下之主，这个人就是有巢氏；当时人们吃的是生肉野果，腥臊腐臭，许多人都为此患上了疾病，于是又出现了一位圣人，教人们使用钻木取火，然后百姓就拥戴他坐了天下之主，这个人就是燧人氏；到了中古时代，鲧禹排除了中原的水患，之后近古时代，商周两王结束了桀纣的暴政，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成为了天下之主，但如果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提倡在树上搭棚，倡导人们用钻木取火，那一定会引起百姓的耻笑，同样再提倡尧、舜、禹的制度，效仿商汤、周王的礼节，那人们肯定觉得他脑子不太正常，周文王曾依靠仁政感化西戎，徐偃王却因为仁政而被楚国所灭，舜帝曾让人拿着盾牌和大斧，在西戎的边境跳舞，他管这个叫德政，最终也确实感化了西戎，但现在如果拿着刀剑，去人家的门口跳舞，恐怕能带来的只有战争，所以说时代变了，方法自然也要改变；上古的人们竞争道德，中古的人竞争智谋，当今的人们诉诸武力，这个就是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策略变化，因此圣人不会照搬古法，不讲什么陈规旧俗，该选择什么样方法治理天下，要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种，女人不必纺织，这是因为人少而资源充足，所以就很难发生混乱，百姓也就不必争夺，但是在今天，人多却资源有限，常常是费尽力气还不够吃用，因此就难免产生混乱，必然要出现争夺；尧帝治理天下时，吃住都太过简陋，君主和百姓没有太大差别，所以他才能够做到禅让，但如今一个贵族奴仆的生活，和百姓都是天壤之别，所以别说是什么帝王，就连县令也不舍得辞掉权位，古人轻视财物，是因为资源充足，争夺与否没有多少差别，现在人重视权利，是因为资源稀少，不去争抢就没有饭吃，所以古今的人性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利益，和制度的区别；儒家提倡遵循古法，说如果想治理天下，那君臣的关系就要像父子一样，但如果这么说的话，天下也就不存在父子间纠纷了，何况君主爱民，本就不可能超过父母爱子女，这是再直白不过的道理，鲁君看到臣民受刑时，曾为之流下眼泪，他管这个叫作仁政，但实际上流泪只是流泪，该罚还是要罚；况且这个天下的百姓，本就习惯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所感化，就算是孔子这样的圣人，门下也不过才七十多人；在鲁国的体系中，鲁哀公是君，孔子是臣，如果要讲仁义，鲁哀公必然不如孔子，但孔子却屈服于鲁哀公，显然孔子不是屈服于仁义，而是屈服鲁哀公的权势，儒家的逻辑，是让君主要像孔子，百姓要像孔子门徒，这肯定是办不到的。

假如现在有一个混账儿子，他不听父母的劝告，不在乎乡邻的责备，不理睬师长的教导，然而当执行公务的官吏找上门时，他才觉得害怕和后悔，可见慈爱只能换来骄纵，只有权势才能让他屈服；在大街上丢个十几尺的布匹，随便一个人见了都要下手，但如果是刚刚融化的千度金水，即使他是盗跖也不敢下手，因此奖赏要丰厚，使人们有所贪图，同时刑罚也要严厉，让人们有所畏惧，这样一来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自然都能成为守法的人；但是现在呢？因为他有功劳所以赏赐官位，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不肯为官所以疏远他，却又推崇其不羡名利，对于不劳动就有吃穿的人，夸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功劳就获得官位的人，夸他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只会导致国力衰弱，造成土地的荒芜，赞赏这种人物，势必就要亏损国力……因为这篇文章出现在两千年前，又恰逢是一个大分裂时期，所以部分观点可能存在局限性，如果感到难以接受，不是因为时代变化，就是因为讲的太透，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五蠹之祸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但却得到了君主的任用，游侠使用武力触犯法令，但却变成了贵族的刺客，法令所反对的，成了君主所重用的，那些应该被处罚的，又成了权贵所豢养的，面对如此矛盾的法制体系，即使出现了十个黄帝，也不可能治理好天下；楚国有个仁义之士，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于是他就找到令尹，检举揭发了偷羊的父亲，结果令尹却认为他对父亲不孝，最后判了他的死罪，鲁国有个无名兵士，每次跟随国君去征战，每次都第一个逃跑，后来孔子问他原因，他说家有老人自己不敢战死，结果孔子就认为他是孝子，最后推举他做了官，君主的忠臣成了父亲的逆子，父亲的逆子成了君主的忠臣，之前令尹杀了那个品行好的人，此后楚国之恶再也无人检举，自从孔子奖赏了一个逃兵，此后鲁国之兵逢战就要逃跑，因此早在仓颉造字时，就知道公私的关系必然相悖，如果君主要赞成私人的利益，就必然要损伤自己的国力。

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结果回军后你又大喊仁爱，攻城破敌的人本该授爵，结果归来后你又说什么兼爱，如此君臣关系必然就不稳固；国家富足要靠农民，却又给儒生带来便利，攻城略地要用士兵，却又给游侠送去财物，得到利益的人，不是理政要用的人，但理政要用的人，又不是得到利益的人，于是不再有人从事农业、从军征战，相反各种伪善却十分盛行，这样就必然要面临衰退，上面这几句，其实就是后来宋朝的问题；统治不在于多么智慧的言语，如果百姓理解不了制定的法令，那么自然也难以遵守，连糟糠都吃不上的人，不会追求精美的饭菜，连粗布都穿不上的人，也不会想那些华美的服饰，所以不采用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反而去看那些聪明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只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对百姓来说，没有钱财可以利用，没有权势可以威胁，所以只能提倡诚实，但君主则不同，他可以利用权术，赏罚分明，何必去寻求什么忠臣呢？再说现今本就没几个忠义之士，但治国所需的官吏却数以百计，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专行法治，只要法制够严，他就足够诚实；喜欢那些张口仁义，说话好听的人，那整个朝廷都是花言巧语，说几句空话就能讨好君主，谁还会去办一件实事呢？所以你看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商君的法典，可秦国却越来越穷，原因就是都在空谈耕作，不再去从事辛苦的农务，家家户户都有孙吴兵书，可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是都在空谈兵法，不再去参加搏命的征战。

所以明君善于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那些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一来，民众才会为君主出力，如果耕种能带来富足，那就算再辛苦也有人去干，如果从军能带来显贵，那就算再危险也不缺少兵士，可现在却有一百人空谈，只有一人在田地耕种，一百人指导着一人作战；再往下：“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就是焚书坑儒的源头，说起来残暴，但其实在每个朝代都接连发生，什么帝王之术，无非就是愚民驭民也；所谓连横，就是依附强国去攻打弱国，所谓合纵，就是联合弱国去对抗强国，可一旦连横，就必须献上土地、呈上国君的玺印，以此来获得强国的信任，但这样国家的疆域就会缩小，君主声望也不断降低，还没来得及得到好处，就已经走进了混乱之中；同样一旦合纵，去援助小国，就等于是走上了独木，胜利不一定能得到好处，失败就要面临亡国，因此合纵连横没看到作用，搞合纵连横的人，却因此赚够了名望，君主的地位在不断下降，纵横家却扶摇直上；想要统一天下，前提是能打败他国，想要获得安全，就要保证本国不受侵犯，国力强盛就能打败他国，朝廷安定就能不被侵犯，所以纵横不过是在挑唆争斗，就如同执棋者一样从中获利……

这个天下从来都是东西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资源越多，越容易获得成功，所以国家强盛，计策很容易就能成功，国力越衰弱，计策就越容易出现失误，因此不是秦国的臣子聪明，也不是燕国的大臣笨拙，而是因为两个国家的条件不同；人们习惯的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自己的私利，而刻意的躲避危险和贫穷，如果强迫他们走向战场，前进可能被杀死，后退又面临军法，放弃了个人的家业，承受着作战的劳苦，如此险恶的境地，他们又怎么能不想办法逃避呢？所以他们才会投靠贵族，希望免除兵役，用钱财贿赂当权者，以此来杜绝险境，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越来越少，而依附贵族的势力愈加庞大，最终百姓和贵族，全部都变成了君主的敌人，这样又怎么能富国强兵呢？其实这一段，就是大部分王朝衰败的原因，那怎么办呢？要制定合适的政策，使得商贩的人数尽量减少，重农抑商，降低身位，让他们去参加到农业之中，如果这些人，没有办法搜刮百姓的财富，自然就不能投机取巧。

因此列国混乱的原因，是因为那些著书立说的人，假借道德来宣扬先王之法，讲究礼节掩盖伪善的真相，扰乱盛行的法令，动摇君主的决心；再就是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一国之势力，来完成自己私人的目的；以及那些游侠刺客，标榜义气，为的是图一个美名，触犯了列国的禁令；和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的依附权势贵族，肆意行贿，损伤列国的战力；还有那些不法商贩，制造粗劣的器具，积累庞大的财富，他们囤积居奇，待机出售，从劳苦的农民身上牟取暴利，这个就是五蠹的由来；以上就是五蠹的全部解析，为了方便理解，我更改了其中的段落和翻译，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原文，另外除了五蠹之外，嬴政还看过一篇孤愤，这个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