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荀子

——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十三章》

【人性本善显然是错的！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人性本恶

　　先秦儒家三个最大的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荀子的生卒年代不详，可能是在公元前298一前238年之间。

　　荀子名况，又号荀卿，赵国（今河北省、山西省南部）人。《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说他五十岁来到齐国，当时齐国稷下是很大的学术中心，他可能是稷下最后一位大思想家。《荀子》一书有三十二篇，其中很多是内容详细而逻辑严密的论文，可能是荀子亲笔所写的。

　　儒家之中，荀子思想，是孟子思想的对立面。有人说孟子代表儒家的左翼，荀子代表儒家的右翼。这个说法，尽管很有道理，但是概括得过分简单化了。孟子有左也有右：左就左在强调个人自由；右就右在重视超道德的价值，因而接近宗教。荀子有右也有左：右就右在强调社会控制；左就左在发挥了自然主义，因而直接反对任何宗教观念。

人的地位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学说。这与孟子的性善学说直接相反。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正如荀子所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荀子·天论》）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可见在孟子看来，圣人要成为圣人，必须“知天”，但是荀子则相反，认为：“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

　　荀子认为，宇宙的三种势力：天、地、人，各有自己特殊的职责。“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同上），这是天、地的职责。但是人的职责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以创造自己的文化。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同上）又说：“故错（措）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同上）照荀子的说法，如果忽视人所能做的一切，就会忘记人的职责，如果敢于“思天”，就会冒充天履行天的职责。这就是“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同上）

人性的学说

　　人性也必须加以教养，因为照荀子所说，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照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

　　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能够成为圣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承认：“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这种一致，使得有些人认为这两位儒家并无不同。事实上不然，尽管这一点表面上相同，本质上大不相同。

　　照孟子所说，仁、义、礼、智的“四端”是天生的，只要充分发展这四端，人就成为圣人。但是照荀子所说，人不仅生来毫无善端，相反地倒是具有实际的恶端。在《性恶》篇中，荀子企图证明，人生来就有求利求乐的欲望。但是他也肯定，除了恶端，人同时还有智能，可以使人向善。用他自己的话说：“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性恶》）可见，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是善的；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道德的起源

　　这就引起一个问题：既然如此，人在道德方面如何能善？因为，每个人如果生来就是恶的，那么，道德又起源于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荀子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论证。

　　第一个方面，荀子指出，人们不可能没有某种社会组织而生活。这是因为，人们要生活得好些，有必要合作互助。荀子说：“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还因为，人们需要联合起来，才能制服其他动物。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

　　由于这两种原因，人们一定要有社会组织。为了有社会组织、人们需要行为的规则。这就是“礼”。儒家一般都重视礼，荀子则特别强调礼。讲到礼的起源，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荀子还说：“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荀子在此指出的，正是人类的根本烦恼之一。如果人们所欲与所恶不是同一物，比方说，有人喜欢征服人，有人也就喜欢被人征服，那么这两种人之间当然没有麻烦，可以十分和谐地一起生活。或是人人所欲之物极其充足，像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一样，当然也不会有麻烦。又或者人们可以孤立生活，各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得多。可是世界并不是如此理想。人们必须一起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无争，各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必须接受一定的限制。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限制。有礼，才有道德。遵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

　　这是荀子所作的一个方面的论证，以解释道德上的善的起源。这种论证完全是功利主义的，与墨子的论证很相似。

　　荀子还提出了另一方面的论证。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

　　这里荀子指出了何为自然何为人为的区别，也就是庄子所作的天与人的区别。禽兽有父子，有牝牡，这是自然。至于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则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关系，是人为和文化的产物。它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精神的创造。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因为只有它们才使人异于禽兽。从这个方面的论证看来，人要有道德，并不是因为人无法避开它，而是因为人应当具备它。这方面的论证又与孟子的论证更其相似。

　　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但是在上述论证中，它还有第三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礼的功能就是调节。人要满足欲望，有礼予以调节。但是在礼节、礼仪的意义上。礼有另一种功能，就是使人文雅。在这种意义上，礼使人的情感雅化，净化。对于后者的解释。荀子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礼、乐的学说

　　儒家以为，丧礼和祭礼（特别是祭祖宗）在礼中最为重要。丧礼、祭礼当时普遍流行，不免含有不少的迷信和神话。为了加以整顿。儒家对它们作出新的解释，注入新的观念，见于《荀子》和《礼记》之中。

　　儒家经典中，有两部是专讲礼的。一部是《仪礼》，是当时所行的各种典礼程序实录。另一部是《礼记》，是儒家对这些典礼所作的解释。我相信，《礼记》各篇大多数是荀子门人写的。

　　人心有两方面：理智的，情感的。亲爱的人死了，理智上也知道死人就是死了，没有理由相信灵魂不灭。如果只按照理智的指示行动，也许就没有丧礼的需要。但是人心的情感方面，使人在亲人死了的时候，还希望死人能复活，希望有个灵魂会继续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若按照这种幻想行事，就会以迷信为真实，否认理智的判断。

　　所以，知道的，希望的，二者不同。知识是重要的，可是也不能光靠知识生活，还需要情感的满足。在决定对死者的态度时，不能不考虑理智和情感这两个方面。照儒家解释的，丧祭之礼正好做到了这一点。我已经说过，这些礼本来含有不少迷信和神话。但是经过儒家的解释，这些方面都净化了。其中宗教成分都转化为诗。所以它们不再是宗教的了，而单纯是诗的了。

　　宗教，诗，二者都是人的幻想的表现。二者都是把想象和现实融合起来。所不同者，宗教是把它当作真的来说，而诗是把它当作假的来说。诗所说的不是真事，它自己也知道不是真事。所以，它是自己欺骗自己，可是是自觉的自欺。它很不科学，可是并不反对科学。我们从诗中得到情感的满足而并不妨碍理智的进步。

　　照儒家所说，我们行丧祭之礼的时候，是在欺骗自己，而又不是真正的欺骗。《礼记》记孔子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檀弓》上）这就是说，我们对待死者。不可以只按我们所知道的，或者只按我们所希望的，去对待。应当采取中间的方式，既按所知道的，又按所希望的，去对待。这种方式就是，对待死者，要像他还活着那样。

　　荀子在他的《礼论》中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好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致重其亲，于是尽矣。”“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故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

　　《礼论》中还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影，然而成文。”照这样解释，丧礼、祭礼的意义都完全是诗的，而不是宗教的。

　　除了祭祖先的祭礼，还有其他各种祭礼。荀子用同一个观点对它们作了解释。《天论》有一段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为求雨而祭祷。为作出重大决定而占卜，都不过是要表示我们的忧虑，如此而已。如果以为祭祷当真能够感动诸神，以为占卜当真能够预知未来，那就会产生迷信以及迷信的一切后果。

　　荀子还作了《乐论》，其中说：“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所以在荀子看来，音乐是道德教育的工具。这一直是儒家奉行的音乐观。

逻辑理论

　　《荀子》中有《正名》篇。这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老题目。“正名”是孔子提出来的，这一点在第四章讲过。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孟子也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孟子只对伦理有兴趣，所以他们应用正名的范围也基本上限于伦理。可是荀子生活在名家繁荣的时代，因此他的正名学说既有伦理的兴趣，更有逻辑的兴趣。

　　在《正名》篇，荀子首先叙述了他的知识论的理论，它与后期墨家的相似。他写道；“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就是说，人所有的认识能力叫做“知”，认识能力与外物相合者叫做智”，即知识。认识能力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他所谓的“天官”，例如耳目之官，另一个部分就是心。天官接受印象，心解释印象并予之以意义。荀子写道：“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同上）就是说，心将意义赋予印象。它将意义赋予印象，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凭耳朵知道声音，可以凭眼睛知道形状。五官虽能记录某物而不能辨别它，心试图辨别它，若未能说出意义，在这个时候，人们还只好说是没有知识。

　　关于名的起源和功用，荀子说：“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同前）就是说，名的起因部分地是伦理的，部分地是逻辑的。

　　至于名的逻辑功用，荀子说，名是给予事物的，“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同上）

　　关于名的逻辑分类，荀子进一步写道：“万物虽众，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同上）荀子这样地区分名为两种：共名，别名。共名是我们推理的综合过程的产物，别名是分析过程的产物。

　　一切名都是人造的。名若是还在创立过程中，为什么这个实非要用这个名而不用别的名，这并无道理可讲。比方说，这种已经叫做“狗”的动物，如果当初不叫它“狗”，而叫它“猫”，也一样地行。但是，一定的名，一旦经过约定应用于一定的实，那就只能附属于这些实。正如荀子解释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同上）

　　荀子还写道：“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同上）所以创立新名，定其意义，是君主及其政府的职能。荀子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名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同上）

论其他几家的谬误

　　荀子认为，名家和后期墨家的论证大都是以逻辑的诡辩术为基础，所以是谬误的。他把它们分为三类谬误。

　　第一类谬误，他叫做“惑于用名以乱名”（同上）。他把墨辩“杀盗非杀人也”归入此类。这是因为，照荀子的看法，是盗就蕴涵是人，因为在外延方面“人”的范畴包含“盗”的范畴。所以，说到“盗”的时候，就意味着说他同时也是“人”。

　　第二类谬误，他叫做“惑于用实以乱名”（同上）。他把“山渊平”归入此类，这句话是根据惠施的“山与泽平”改写的。实是具体的、个别的；而名是抽象的，一般的。谁若想以个别例外否认一般规律。结果就是用实以乱名。高山上的某一个渊，很可能真地与低地的某一个山一样高。但是不可以从这个例外的情况推论说，一切渊与一切山一样高。

　　第三类谬误。他叫做“惑于用名以乱实”（同上）。他把墨辩的“牛马非马”归入此类，这跟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正是同类的。如果考察“牛马”这个名。它确实与“马”这个名不相等。可是在事实上，有些动物属于“牛马”一类，而作为实，的确是“马”。

　　于是荀子断言，出现这一切谬误，是由于“今圣王没”（同上）。若有圣王，他就会用政治权威统一人心，引导人们走上生活的正道，那就没有争辩的可能和必要了。

　　荀子在这里反映了他那个动乱的时代精神。那是一个人们渴望政治统一以结束动乱的时代。这样的统一，虽然事实上只是统一中国，可是在这些人看来，就等于是统一天下。

荀子的学生，有两个最著名：李斯，韩非。这二人都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李斯后来作了秦始皇帝的丞相，始皇最后于公元前 221 年以武力统一了中国。这两位君臣一起致力于统一。不仅是政治的统一，也是思想的统一，这个运动的顶点就是公元前 213 年的焚书坑儒。另一位学生韩非，成为法家的领袖人物，为这次政治的、思想的统一提供了理论的辩护。法家思想将在下一章论述。

【先秦诸子在宣讲他们的思想时，虽然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明确交代他对“人为何物”、“人怎么样”的看法，但是无不隐含着他的人性观念，并作为其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就儒家诸子而言，鲜明亮出其人性观念的，是孟子和荀子。而颇有意味的是，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恰相反对，由此导致了荀子思想与孟子有很大不同。

从荀子思想整体来看，性恶论无疑是他社会人生思想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古往今来很多人并没有弄懂荀子“人性恶”这个说法的准确含义，而往往望文生义，把“恶”字理解为对人的道德评价。这个误解，令荀子备受冷落——他的著作直到中唐时才有人作注，就是明证。直到今天，仍不乏如此枉解荀子者。

“人性恶”究竟是什么意思，荀子自己已经讲得非常明白。《荀子》中专有《性恶》一篇，把“性恶”的含义、认定“性恶”的理由以及如何用礼义去教化人这些问题，都讲得十分周密而且系统。下面我们就顺着荀子的思路来理解。《性恶》开篇就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读为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读为导），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要理解到位：第一，所谓“性恶”，是指人生来就“好利”、“疾恶”、“有耳目之欲”。简而言之，就是指人生来就有欲求。在荀子，这只是客观叙述，没有道德判断的意思，而后人理解中有了道德判断的含义，那是后人把自己的思想观念不自觉地添加进去了。人与生俱来的欲求，难道可以用道德价值去作评断吗？第二，荀子说，人的欲求如果不加限制不加规范，就会导致人际之间的争夺，导致相互残害，造成淫乱的生活风气，从而使辞让、忠信、礼义之德消亡。这里虽然包含了价值判断，但仍然是客观情势的描述。也正因此，才“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用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欲求。需要礼义教化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欲求，并不意味着人生来就是道德败坏的，因为欲求本身无所谓善恶好坏。第三，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个表述。能够正确理解“恶”是指欲求已经不容易了，可荀子又说了“伪”这个字，后人又往往望文生义，理解为道德评判意义上的“伪饰”、“作假”，以为荀子是说“善”都是伪装的虚假的，是“伪善”。如果是这样，荀子又说“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岂不是说尧舜禹这些圣人都是伪善家了？实际上，荀子的“伪”，是用礼义来教化的意思。他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本始材朴”之“性”，就是指人生来就有欲求；“文理隆盛”之“伪”，就是指以礼义教化。

明白了上面三层含义，就大抵懂得荀子人性论的根本了：人生来就有欲求，欲求如果不加引导和规范，社会就会因争夺而陷入混乱，所以需要用礼义来教化，引导和规范人们的欲求。这是荀子思想由“性恶”走向“礼治”的根本路径，也是他与孔、孟思想取向不同的原因所在。

《性恶》篇在提出上述根本思想之后，便以严密的逻辑来论证这个思想。

首先，“性恶”说要想站得住脚，那就必须驳倒孟子的“性善”说。荀子从以下两个层面批驳“人性善”的说法：

第一，荀子指出“性善”说的错误，在于它不明白“性、伪之分（区别）”。那么什么是“性”、什么是“伪”呢？荀子认为“性”是与生俱来的，是人不需要学习就天然具备的性质和能力，比如眼睛可以看物、耳朵可以听音的性质和能力，并不需要学习就能获得；而“伪”则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学习、实践才能获得的东西，比如礼义规范，必须经过学习才能内化为人的品格。这样看来，孟子所说的“性善”，实际上是“伪”而不是“性”，所以孟子说人性本善是错误的。荀子举例说：饿了就想吃、冷了就想取暖、累了就要休息——这是人的本性；而自己虽然很饿但要把食物先让给尊长吃，自己虽然很累但要替尊长劳作——这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礼义教化的结果。所以，说人性本善显然是错的。

第二，荀子指出“性善”说的错误，在于它不切实际。一者，如果人性本善，那么先王、圣人还有什么必要发明礼义教化呢？二者，从实际的社会运作说，如果认为人性本善而不用礼法去引导、规范，社会必将会出现争夺、混乱。可见，“性善”说既不符合实际，也没有实用价值。荀子进而从理论上提出：“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意思是说，凡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主张，必须符合实际并且有实际的功效。孟子“人性善”思想的错误，在于它不切实际，而且没有实际效用。

荀子通过上述从理论到实践的两层论证，彻底驳倒了孟子的“性善”说。

接下来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既然人性本恶，并且“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那么“礼义”从何而来呢？荀子说，礼义法度是“圣人之伪”的结果，而不是出于圣人之“性”。因为就本性而言，圣人与常人没有区别，都是“恶”。这也就是说，圣人有能够教化本性而兴起礼法（“化性而起伪”）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圣人有这个能力，常人就没有呢？这个问题是不能追问的，荀子也只能告诉我们：这就是圣人跟常人不同的地方。

以上是《性恶》篇的前半部分，它先是正面提出并论证“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观点，继而批驳孟子的“性善”说，再说明“礼义法度”由圣人发明，可以引导和规范人的思想行为。文章到这里，下面要说的问题就呼之欲出了：既然人性本恶，既然放纵人的欲求会导致社会混乱，既然圣人已经发明了礼法可以防止混乱的出现，那么，人们只需去学习礼义法度就可以了。

《性恶》篇的后半部分正是阐述学习礼义法度的问题。一般地说，这本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简单问题，但是荀子思想的周密性也体现在这里，他仍然是分层论说。

首先，他说“塗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那样的人，这是给人们足够的信心和憧憬。树立一个美好愿景，鼓励人们努力去实现。这里要注意的是，孟子也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看上去孟、荀观点一致，其实两者的本质内涵有很大区别，由于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看法不同，所以提倡人成为圣人的途径也不同。孟子是启发人的善性，通过学习圣贤君子使之回归本性，从而成为圣人；荀子则强调学习礼法、服从礼法，从而成为圣人。孟子是作用于人的内心，令其自觉；荀子是以礼法在外施加于人，令其守礼。

其次，荀子以严密的逻辑推论，讲述了“塗之人可以为禹”的道理：“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这就是说，禹之所以为禹，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懂得并践行礼义法度（仁义法正），而礼义法度是“可知、可能”即可以学习、可以践行的。同时，每个人都具有“可知、可能”的能力。所以，只要专心学习，假以时日，积善成德，自然就成了圣人那样的人。可问题随之而来了：既然圣人可以积学而成，为什么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不能成为圣人呢？荀子又讲了一个道理：“可以而不可使。”意思是，有做到的可能，但是没人能够让他自觉地践行。换言之，理论上有可能的事，未必都能够实现。荀子举例说：人的脚是可以走遍天下的，但是极少有真的走遍天下的人；小人是可以变为君子的，但社会现实更多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因此，回到荀子“塗人为禹”的问题，尽管实际上没有很多人真的修养成了圣人，却并不妨碍这些人存在着成为圣人的可能性。

再次，正因为“塗之人可以为禹”却未必真能成为禹，就更加凸显了礼义教化的重要。荀子假托尧、舜对话，申明礼法教化的必要和重要。尧问舜：人情何如？舜回答说：人情很不美，有了妻子孝心就减退了，为了求取利益就失信于朋友了，得到高官厚禄忠君之心就衰减了。人情甚不美呀！这段对话蕴涵的意思就是人性恶，因而亟待用礼义法度去教化。而荀子指出的教化途径，就是向贤师良友学习。他说：“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意思是人虽有资质有可能向善，但未必能成就善，成就善需要教育、学习。怎么学习呢？与贤师良友相处，向贤师良友学习，这样就能获得“尧舜禹汤之道”、“忠信敬让之行”了。

——选自：《九流十家：思想的争鸣》，作者：张峰屹，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荀子·性恶原文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

　　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

　　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生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

　　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埶，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檃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始出于治，合于善也。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

　　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曷贵君子矣哉！凡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为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孳，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从情性，安恣孳，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

　　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不然。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

　　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则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唯贤者为不然。”

　　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谄，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是役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

　　繁弱、钜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则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曶，阖闾之干将、莫邪、钜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然而不加砥厉则不能利，不得人力则不能断。骅骝、騹骥、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必前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驶，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