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再读《祝福》：从祥林嫂的故事，品书中的“我”与鲁迅本人的区别

说鲁迅，就不能不说孔乙己，祥林嫂，这是研究鲁迅者的一个惯例。

我们研究一个作家，如果忽略作家本人创作出来的人物，对这个作家的研究，无疑是不全面的，有失偏颇的。但是在研究经典人物形象的同时，如果对于故事中的“我”不做研究，直接略过，这也会让我们的看故事的角度，变得非常狭窄。

今天我们要说的小说是《祝福》，是关于“我”的《祝福》。

有限视角的叙述

我们如何讲述故事？

视角很重要。所谓视角，就是你怎么看这个故事，你处在什么位置看这个故事。

《祝福》这篇小说，和《孔乙己》一样，都是由“我”来看这个故事。

《孔乙己》中的“我”是小伙计，而《祝福》里的“我”，是一个在外接受了新思想的年轻人。

祥林嫂毫无疑问是《祝福》中的主人公，而祥林嫂的故事正是在“我”的观察和叙述中才能被看见。

我们说一个故事的视角，可以简单地分为有限视角和全知视角。

所谓有限视角，整个故事由“我“所观察然后被人看到，人看到的受囿于“我”，人们通过“我”而看到。

而全知视角，是“他”，他如何做，他为什么要做，我们在那个世界里，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而不是作为一个故事的亲历者。

用有限视角叙述是鲁迅的特色，在鲁迅之前，中国的古典小说里，都没有出现过这种叙事模式，鲁迅在这方面是先行者。在这种叙述方式之下，有限视角不仅让我们对现在发生，未来发生感到好奇，更符合我们日常的生活，并且我们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更多的作为故事的亲历者去参加人物的悲欢离合，并获得一种更加真实的亲历感，从而体现了鲁迅一直倡导的“无尽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普遍联系”原则。

故事里，我是先遇到祥林嫂，隔了几日听说她的死亡之后，“我”才开始回忆起祥林嫂我所知道的部分，而此时这篇故事的行文已接近三分之一了。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写我？

一个原因我已经说了，是因为“我”是故事的见证者，带领着读者，起着一个纽带的作用。但是鲁迅之所以写“我”，也是在做一个提示，正是无数个“我”，看着祥林嫂走向了死亡。

你可能会说，“我”是沉默的，没有伤害祥林嫂，但是这个世界上，沉默只有在你这里看起来是同情，在很多人看来，你的沉默，就代表了你的态度。

在这种意义上，“我”其实和鲁四老爷、四婶、柳妈、祥林嫂的婆婆等众多人物形象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只是“我”知道对错而已，但是没有改正的勇气，对错是非是否明白，也不太重要了。

“关系是锁链”

写“我”，为什么要选择“我”？这样一个回乡的青年？

我在这里有一个猜测，鲁迅写的人物里，只有“我”的目光，是超脱于鲁镇的关系锁链的。

鲁迅写了那么多的人物，只有“我”是跳出这个圈子又有联系的人。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祥林嫂有很多关系，鲁四老爷也有很多关系。如果总结一下，祥林嫂的关系层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亲戚关系、乡邻关系和主雇关系，而好笑的是，这三种关系，是直到现在，我们都摆脱不了的关系圈。

祥林嫂亲戚关系体现在祥林嫂和自己的丈夫，婆婆，小叔子以及族里大伯的情节上。而这一切的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祥林嫂丈夫的去世，让这个核心破裂了，然后一切亲戚关系都破裂了。

婆婆为了给小叔子娶老婆，便直接把她作为了弃子，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省了钱，还给小儿子娶了老婆，只是舍弃了祥林嫂而已。然后接下来的故事，就好像重复一样，贺老六在吃了碗冷饭后得了伤寒，去世了。

但是这次其他关系的破裂倒是迟了一点，只是因为祥林嫂有一个儿子。而儿子去世之后，一切又重蹈覆辙。我一直觉得没有哪段故事比祥林嫂这篇，更加体现出了封建女性的地位，靠丈夫，靠儿子，一生所愿就是嫁个好人，生个出息的儿子。

我们的社会，特别注重邻里关系，这是我们文化的一大特色。而透过“我”的眼睛，“我”看到的邻里关系充满了无意义的嘲讽与取笑。特别是同为鲁四老爷家帮工的柳妈，对于命运不幸的祥林嫂，不仅没有同情，相反还对祥林嫂说：“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并且鼓动祥林嫂去捐门槛儿。

而一直迷信鬼神的祥林嫂，自然是顺从的听从了柳妈的话，并把它分为圭臬。从而在之后，捐门槛儿不能改变自己的形象的时候，心灰意冷，双眼无神。最可笑的是，这样一个情节，祥林嫂向周围的人诉说自己的悲惨的时候，始终得不到人们的正面回应，人们在咀嚼过后，取笑一番“你后来怎么又肯了”，然后漠然离开，听都不高兴听了。

那个时代的人，正是不能理解别人痛苦的年纪，就像现在一样，人们的悲欢离合，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如果邻里关系，是宣泄，那么主雇关系，更多的是肯定，是为了肯定祥林嫂的价值。祥林嫂第一次被雇佣的时候，是很高兴的。因为她诚实劳动，有自己的价值被肯定了。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因为改嫁，她再也无法得到应有的肯定了。捐门槛儿没用，她再做努力，都改变不了自己身上的烙印。

成见是一所大山，真实的过于残酷。

“我”与鲁迅

祥林嫂的悲剧，到底可不可以避免？

如果问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转换为另一个问题，“谁能救祥林嫂？”

鲁四老爷是不可能的，她的婆婆甚至是两任丈夫都是不可能的，当然了，把希望寄托在以柳妈为代表的那些人身上，肯定也是不现实的。那么，如此一排除，除了“我”之外，很难找到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去挽救这场悲剧。

“我”出去见识过新的世界，也是当时的一个识字的人，在故乡更是受人尊敬的读书人。然而“我”在祥林嫂事件上，却只是一个看客，同情的看客。“我”是软弱的，摇摆的，虽然知道不对，却没有勇气去改变这一切，最后只能选择逃避现实。

祥林嫂悲剧的结症在于，最有希望给她帮助、给她进行思想启蒙的人却如此软弱、摇摆、无所作为，从而使祥林嫂在“我”一毛钱不值得同情下死去。 鲁迅先生的《祝福》，不仅是写给祥林嫂这样的可怜的人的，更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冷峻的自我反思。

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撑起什么责任？

我们的老祖宗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但是那时候以“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只能在祥林嫂问问题的时候，支支吾吾的说:

“也许有罢，——我想——啊！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其实，究竟有 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的那些在外受到的教育几乎完全解决不了那些普通人的问题，显得非常鸡肋，我只能以逃也似的速度，逃回了四叔家。如果知识分子的新思想，新知识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仅仅知道对不对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曾说过“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在现实的问题上乏力，在理论上口若悬河，这无疑是荒谬的。

我们的知识分子，不应当称为“我”，而应当成为我。那个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想法并真实的付诸行动的我。

而这恰好就是“我”与鲁迅的区别。

文/枕猫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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